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升城市发展新活力，破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难题，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

本文围绕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展开，分析了当前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路径，如推进常住地基本公共服务、结合房地产市场、创新县域市民化路径等。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积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步伐。让农业转移人口真正在城市站稳脚跟、融入其中，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这是政府、企业以及个人共同努力追求的目标。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63.89%，然而当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5.4%，比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低了18.49个百分点。目前，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因素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居住等生活成本过高，使得农民工在城市扎根困难。尽管近年来我国农民工的收入持续增加，到2024年人均月收入已提升至4961元，但大城市的房价和租金普遍处于高位，同时子女教育、交通、医疗等方面的支出压力也不容小觑。大量农民工无奈之下，只能选择居住在条件较差但价格相对便宜的城郊地区，还有不少农民工选择在工作城市租房居住，而在家乡购置房产。生活成本与收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严重影响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有序推进，这种情况在一线城市就业的农民工群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其二，多重因素相互交织，导致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意愿降低。稳定的工作以及良好的服务与接纳环境，是有效推动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关键因素。然而，当前农民工面临着工作稳定性不足、收入水平不高、社会保障水平偏低以及社区包容性不够等问题，这些都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意愿产生了负面影响。此外，许多农民工担心在农村享有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权益会因在城市落户而被取消，因此选择不落户。

其三，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融不进城，回不了村”的现实困境。研究表明，尽管新生代农民工的户籍仍在农村，但很多人是在城市出生和成长的，他们在城市落户和生活的意愿相较于老一代农民工更为强烈。然而，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水平有限，工作稳定性较差，不具备在城市稳定生活的能力。同时，他们中多数人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回归农村的意愿也很低。如何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让他们能够通过在城市实现高质量就业进而实现市民化，成为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工作的重点。

从世界历史发展来看，一些国家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呈现出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基本同步、农业转移劳动力进厂就业与进城生活基本同步的特点。与之相比，我国农业转移劳动力进城就业和进城生活并未完全同步，因此需要结合实际情况，探索切实可行的解决路径，科学有序地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首先，要全面推进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以此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实现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能够有效降低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极大地提高他们在城市定居的意愿。同时，鉴于农民工大多集中在建筑业、制造业、居民服务业、批发零售业以及外卖、快递等岗位，存在技能和工资偏低、就业灵活等现实情况，应大力建立符合农民工特点的“灵活、实用、弹性”培训机制，让农民工愿意学、能学会、用得上，尤其要注重将新生代农民工培养成为符合现代产业发展需求的技能人才，显著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此外，构建适应弹性灵活工作特征的农民工保障模式，提高就业质量，从而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

其次，要将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稳定房地产市场相结合，逐步解决农民工在大城市“想落不能落”的难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动将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纳入住房保障体系。可以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城市更新、稳定房地产市场紧密结合起来，推动住房保障覆盖农业转移人口。在对湖北宜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调研中发现，宜昌对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给予每月240元/人的租房补贴，2024年还出台政策对在城区购房的城区外宜昌户籍农村居民进行补贴，政策实施后农村居民在城区购房的数量明显增加。

最后，要创新县域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路径，解决“能落不想落”的问题。在县域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关键在于为就近就地就业或回流的农民工提供稳定且体面的工作岗位。目前，各地纷纷出台政策，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创造更多的创业就业机会，吸引人才回乡。同时，加大对农业转移人口的职业培训力度，提升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水平，不断拓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路径。例如，湖北黄石阳新县通过组织开展“聚人行动”吸引农业转移人口等方式，打造特色工业产业链，发展商贸服务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实现了以产引人、以产留人，促进了产业集聚与人口集中的良性循环。2020年“七普”与2010年“六普”相比，全县常住人口增加约7.5万人，户籍人口增加约10万人。

本文深入分析了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居住成本高、落户意愿低、新生代农民工困境等因素，对比了我国与其他国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不同特点，并针对性地提出了推进常住地基本公共服务、结合房地产市场、创新县域市民化路径等解决办法，旨在科学有序地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