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与疫情下的艺术蜕变：埃贡·席勒的晚期创作走进埃贡·席勒的艺术绝唱：晚期作品的魅力

本文介绍了20世纪初期表现主义画家、维也纳分离派代表人物埃贡·席勒，重点围绕奥地利维也纳奥波德博物馆举办的“时代变迁：埃贡·席勒的最后岁月（1914 – 1918年）”特展，讲述席勒晚期作品的艺术演变，同时回顾了他的生平经历，包括感情生活、服兵役等，以及他在不同阶段的艺术风格特点。

埃贡·席勒（Egon Schiele，1890－1918），作为20世纪初期极具影响力的表现主义画家，同时也是维也纳分离派的代表人物，在艺术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创作风格发生了显著变化，创作出了一批具有深刻心理洞察力的作品。

近日，奥地利维也纳奥波德博物馆精心举办了一场特展——“时代变迁：埃贡·席勒的最后岁月（1914 – 1918年）”。此次展览犹如一扇窗户，让观众得以清晰地看到席勒晚年作品的艺术演变轨迹。在这一时期，他的绘画线条一改往日的锐利，变得更加平和、流畅。他的关注点也从单纯的人体姿态和外在表现，转移到了“人的心理”层面，所描绘的人物形象因此更加立体、鲜活，仿佛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灵魂。

1918年10月27日，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日子。埃贡·席勒为怀有身孕且发着烧、躺在床上的妻子伊迪丝画了一幅素描。然而，命运无情，第二天，伊迪丝便死于流感。仅仅三天之后，席勒也没能逃脱病魔的侵袭，与世长辞。25岁的伊迪丝和28岁的埃贡·席勒，成为了当年席卷欧洲的西班牙流感约5000万名受害者中的不幸两人。在过去的十年间，席勒在艺术的道路上不断耕耘，描绘了自己的亲密生活，创作了约3000幅素描和400幅油画，为艺术界留下了丰富的宝藏。

这幅《自画像》创作于1916年，让我们得以一窥当时席勒的精神世界。

1917年，画面中的席勒和妻子伊迪丝，看上去是那么的温馨，却不知命运的阴霾即将笼罩。

在当今人们的印象中，常常将席勒与他自1909年从维也纳美术学院退学后到约1914年创作的充满情色意味的裸体肖像画联系在一起。然而，奥地利维也纳利奥波德博物馆（Leopold Museum）的资深策展人凯尔斯廷·杰⻄(Kerstin Jesse)认为，席勒更为成熟和冷静的作品往往被大众忽视了。现在，奥波德博物馆的这场特展“时代变迁: 埃贡·席勒的最后岁月（1914 – 1918）”，正试图改变人们的这一认知。在展览中，约130幅艺术家的原作以及几十份个人文献，犹如一把把钥匙，将为观众打开了解席勒晚年生涯的新大门。

这就是展览现场，充满了艺术的气息。

与杰西共同策划此次展览的简·卡利尔(Jane Kallir)表示，“我不会说晚期作品比早期作品更好，反之亦然。它们只是席勒生命和创作生涯中截然不同的时期”。席勒早期的作品被卡利尔称为他的 “表现主义的突破”。在这些作品中，他运用锐利的线条和柔和的色彩，生动地表现出性感和扭曲的身体，而这些身体的原型往往来自维也纳上流社会的人物。

1912年，席勒的人生经历了一次重大波折。他因被指控展示不雅绘画而被捕，并在监狱中度过了24天。当时，他还与他的草莓金发模特瓦尔布加·诺伊⻬尔（Walburga Neuzil）有过一段声名狼藉的恋情。他在1912年创作的著名油画《沃利·诺伊⻬尔的肖像》中，将16岁的瓦尔布加·诺伊⻬尔画进了画中，这幅画也成为了他早期艺术风格的一个典型代表。

这幅《雨果·科勒博士肖像》，展现了席勒独特的绘画技巧。

1915年创作的铅笔、水粉画《婴儿(小安东·佩施卡)》，体现了席勒对生活的细致观察。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如同一场暴风雨，打破了席勒原本狂野的生活。他的妹妹格特鲁德与他最好的朋友安东·佩施卡(Anton Peschka)定居下来。这对夫妇的第一个孩子在婚前出生，并被送到祖母家生活，后来他们又有了第二个孩子。成为舅舅这一身份的转变，对席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卡利尔说，成为舅舅让艺术家对人际关系、父母身份和女性有了全新的看法，他变得更加深思熟虑和严肃认真。

席勒在1914年11月23日给妹妹的信中写道，“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有史以来最暴力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承受生或死的命运。我们变得坚韧而无畏。 1914年之前的一切都属于另一个世界，因此，我们将永远着眼于未来……”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席勒内心的挣扎与对未来的期许。

在这种心境的转变下，席勒将注意力转移到了画中人物的情感生活上，而不再仅仅关注她们的姿态或性欲。他开始深入探究“人的心理”，并真正捕捉到了其他人的个性。

这幅席勒妻子伊迪丝·席勒的肖像，仿佛能让我们看到伊迪丝的内心世界。

与此同时，席勒作为艺术家的技能也在不断发展。凯尔斯廷说，“他对素描和绘画媒介的控制有了技术上的突破。他的素描⻛格变得更加优美，更有体积感，更加写实，而绘画⻛格实际上更加偏向于表现主义，你会看到更大胆厚重的笔触和更鲜艳的色彩。”

1915年，与诺伊⻬尔断绝关系后，席勒娶了与他年龄相仿、端庄的中产阶级女性伊迪丝·哈姆斯 (Edith Harms)为妻。伊迪丝的日记是席勒在婚前赠送给她的礼物，这本日记揭示了他们大多不幸福生活的私密细节。如今，这本日记在展览中展出，并首次出版，让人们对席勒的生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为期一年的志愿者下士》创作于1916年，反映了席勒当时的生活状态。

《俄罗斯士兵》同样创作于1916年，展现了战争时期的景象。

匆匆度完蜜月后，席勒不得不去当兵。他把伊迪丝留在布拉格的一家旅馆里，留下一点钱和一些他让她卖调换⻝物的素描。但席勒内心十分讨厌服兵役，他写信给很多人，试图寻求逃避的办法。1917年1月，一位名叫卡尔·格伦瓦尔德(Karl Grünwald)的古董商设法将他调到维也纳的一个军事补给站，让他承担相对较少的责任。这样，他终于可以再次专注于艺术创作了。

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席勒的许多创作目标开始逐渐具体化。1918年3月，在著名的维也纳分离派画展上，他的作品一售而空，这也证实了他在艺术界的新地位。简·卡利尔评价道，“席勒是一位以调和现实主义与表现主义、心理洞察力与灵性之间矛盾为己任的艺术家。他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在晚期作品中，他在融合这些元素方面达到了不同的境界。”

1918年，席勒为维也纳分离派第49届展览设计了海报。海报中，席勒坐在桌前，朋友们围坐在一起，这幅海报仿佛是他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策展人凯尔斯廷在谈到这位艺术家后期的肖像画时说，“你可以看到，他的线条变得更加流畅、平静，不再那么生硬。他早期的作品表现的都是非常憔悴的人物，但后来，他笔下人物的身体开始有了生命，有了心跳，开始显得有活力了。”

然而，命运总是残酷的。就在席勒的作品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时，导致他死亡的大流行病也在加快步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流感开始蔓延。1918年2月，席勒的朋友和导师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很可能就是死于流感引起的中⻛和肺炎。为此，席勒绘制了《已故的古斯塔夫·克里姆特的头像》，以此来缅怀他的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