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聚焦于在不确定的时代环境下，探讨如何培育跨越经济周期的可持续成长的商科人才。深入分析了当前面临的复杂环境变化，阐述了重塑商科人才培养理念的必要性，并详细介绍了人大商学院MBA的改革战略举措及新模式，旨在助力企业和学员穿越周期，实现长远发展。
在当今时代，从商科人才培养的视角出发，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怎样才能驾驭新兴技术的变革，又该如何应对这些技术带来的长周期变化呢？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给出的答案是，构建一个能够助力学员穿越周期的终身学习生态系统，重新塑造具备卓越整合性领导力的企业经营和创新创智高层次管理人才。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培育出能够跨越经济周期、实现可持续成长的商科人才呢？这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首先，我们要对当前所面临的环境进行深入洞察。当下，国家正处于发展方式的转变阶段，我们正处于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相互交汇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模式从高速增长逐渐转向低速增长，从粗放式增长转变为集约式、高质量增长。这种转型与技术变革周期相互叠加，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让我们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有了诸多思考。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在持续增加。这其中就涉及到如何培养人才，以及怎样助力企业在面对这些新变化时能够进行程序性思考。我们将这种能力称为“复杂的、动态的、处理问题的能力”，它与在相对稳定的预期中迭代认知并进行商业实践的能力有着本质的区别。
我特别要强调的是，我们面临的可能是一种基本面的变化，而这种基本面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确定性的增加。例如，地缘政治冲突日益明显，以美国货币政策为主导的加息周期向减息周期的转型迭代，导致整体金融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甚至有各项研究表明，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力的取代等方面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这些实际上都会给我们的大环境带来波动和挑战。
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这些变化背后可能对人才培养带来的重大影响。如果我们更系统地梳理，从更细的维度去思考这种变化，就可以将其理解为几个维度的变化，比如智能化的发展和大经济周期的变化，特别是康波周期，它通常是一个50到60年的长期经济变化周期。
从这个角度判断，现在的技术变革可能正处于第三次科技革命末端“萧条”时期向第四次科技革命前端“复苏”状况过渡的特殊阶段。其中的不确定性和动荡性因素十分复杂。多极化的地缘政治变化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产业链需要重构，这对于那些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的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此外，为了实现“双碳”目标和可持续发展，我们还面临着更深入的挑战。这些都要求我们在人才培养方面进行深入的思考和规划。
其次，基于事实认知和规律洞察，我们要将两者结合起来，理解目前外部环境发生的系统性的基本面变化，进而重塑跨越经济周期的商科人才培养理念，以应对这些变化。
新的商业形态给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比如，在课堂上传统的知识传授方法可能会被颠覆。当我与企业家校友和同学们进行案例分享，在课堂上提问并让学生们讨论时，我发现很多同学一时找不到答案，但有些反应迅速的同学能立即给出正确答案，因为他们使用了大模型，直接向大模型提问并获取答案。这表明，大模型带来的知识迭代精度改变了我们与学生互动交流的方式。另一方面，我也感到惊喜，新时代的MBA学员能够很好地融入智能技术，利用人机结合和人机协同来解决学习和生活中的问题。
新的挑战摆在眼前，我们需要思考如何驾驭新兴技术的变革，应对这种技术带来的长周期变化，构建一个助力学员穿越周期的终身学习生态系统，重新塑造具备卓越整合性领导力的企业经营和创新创智高层次管理人才。
我们刚刚经历了一个周期，但很难准确预判下一个周期何时到来，以及如何顺利过渡到下一个周期，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难题。因此，我们希望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动态决策方面做出一些探索。
在当下，培养企业管理人员时，比以往更重要的是注重宏观、中观和微观的三观协同的统一视角。
从微观角度看，我们可能会面临更多技术和能力方面的挑战。从中观视角看，我们更关注产业周期的变化，因为技术带来的颠覆性影响，使得许多产业的生存周期急剧缩短。那么，我们如何在快速迭代的产业周期中找到更好的机会，在不同产业之间进行切换，从而找到更好的生存之道呢？我认为，中观视角在我们过去的人才培养和课程设计中往往被忽视了。
如今，大环境的变化让中观视角变得越来越重要。技术带来的产业周期变化迫使我们不得不重视这一点。如果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例如经济大周期的变化，比如从加息到减息的货币周期转型，这种转型往往会带来阵痛，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经济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的加息周期相当于全球抽水，美国的货币政策就像发动机一样在全球抽水，导致拉美遭受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所以，我们需要理解这些大的经济周期变化，甚至是更大的技术周期变化。这也要求我们不断思考和迭代人才培养的视角。
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兼顾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国内经营管理中遇到的一些现象或问题，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国内视角。我们可以发现，国际上很多政策取向的变化，会对企业所面临的环境带来重大调整。越来越多的国际因素显著影响着国内的经营管理决策。这不仅仅是因为过去加入WTO后深度全球化的结果。当全球化进程发生逆转时，带来的影响会更加剧烈。因此，在国际经济周期变化的过程中，国内的决策与国际之间的互动和影响比以往更加强烈。
基于这些理解和思考，我们学院重塑了发展战略，采取了一体两翼的策略，既要建立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又要应对数字时代的挑战。最终，我们希望帮助企业在长周期中成长，跨越各种经济周期，形成三位一体的发展战略。
最后，我想谈谈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MBA（以下简称“人大”或“人大商学院”“人大MBA”）的改革战略举措。
回顾人大MBA项目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它一直紧扣时代脉搏，进行了许多大胆且大量的探索。
人大MBA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1983年，当时人大开创了中外合作办学的MBA项目，这成为了人大MBA教育的重要起点。1990年，人大成为全国最早开办MBA办学项目的机构之一。2009年，针对大的环境变化，人大进行了大量的更新和迭代，特别推出了国际MBA项目。2015年，人大在全国率先推出了互联网金融方向MBA项目，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2018年，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人大又推出了金融科技项目。2024年，人大推出了人工智能MBA项目。这一系列的变革和创新，实际上反映了人大商科教育始终紧跟时代步伐，积极响应时代的呼唤，展现了人大商科教育整体的创新和变革路径。
人大MBA教育特别强调回归教育的本质，在秉承“人民、人文、人本”办学特色的同时，致力于塑造管理者的个人能力成长，助力管理者掌握持续跨越周期、适应变革的动态能力，以应对大环境的改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人大的五大办学特色，即红色血脉、中国智慧，全面实训、产教融合，领先学科、交叉融合，国际视野、全球协作，终身陪跑、赋能成长。
从人大MBA 24级学员的情况来看，人大MBA教育的教学质量在逐步提升。学员的平均年龄是33岁，从事管理工作的时间平均有十年。一个显著的特点是，IT行业的学员数量远远超过了金融行业的学员。过去，金融行业的学员数量是最多的，而现在IT和通信行业成了主要生源。这种变化实际上要求人大适应生源结构的改变，重新塑造人才培养方案。新的时代带来了一些重大变化，比如技术的高速迭代和经济增长的放缓，让人大处于双重焦虑的状态，也对MBA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所以，如何通过MBA的改革解决MBA人才培养的单向焦虑，人大需要直面这些问题的本质，积极拥抱技术的变化。
在MBA项目的改革中，人大全面支持学院的发展战略，围绕主体支持体系的变革，提出了创新驱动的人才重塑方案，以适应时代的需求。为了应对这些变化，我们推出了人工智能MBA项目。此外，我们还制定了一套终身回访计划，旨在助力世界一流企业的长期发展。
这套培养方案强调六个维度，包括文化熏陶，强调人文素养和中国管理智慧；淬炼反思，鼓励反思学习；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以两者为能力核心，学员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知识和技能的组合；理论基础，最近我阅读了一篇最新的战略管理文献，讨论了大数据和大模型的研究。发现大模型在提高预测精度的同时，其解释度却有所下降，这表明模型的改进方向和解释能力之间存在背离。这更加突显了理论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重要性；最后，落实到行动实践，以产教融合的全面实训体系为升华拔高。我们希望通过历史到未来的文化反思，从商业到技术的交叉融合，以及理论到实践的知行合一，最终实现知识和技能的自我建构。
人大的商科教育一直在不断迭代，从最早的MBA，到科技金融MBA，再到最新的人工智能领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持续进行改革，目标是打造一个长周期的终身陪跑培训系统。围绕这样一个校友终身陪跑计划和校友、学院和社会之间共同繁荣的全生命周期生态系统，最终，我们希望形成四大学习平台：文化传承、实践实训、全球视野和知识共享平台。这个系统依托于两个主要的创新系统，即知识共创系统和实践共创系统，来实现校友和校友企业的终身陪跑和全生命周期的成长。
本文深入探讨了在不确定的时代环境下，商科人才培养面临的挑战与机遇。通过对当前复杂环境的分析，阐述了重塑商科人才培养理念的必要性，并详细介绍了人大商学院MBA的改革战略和培养模式。人大商学院紧扣时代脉搏，不断创新变革，致力于构建终身学习生态系统，培养具备卓越整合性领导力的高层次管理人才，以助力企业和学员跨越经济周期，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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