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与梁思成：一场跨越时空的建筑邂逅与城市蝶变，从大同出发，探寻梁思成的建筑人生与爱国情怀

梁思成先生与大同的缘分展开，详细讲述了他的建筑求学经历、在大同进行古建筑调查的过程，以及后来发现唐代木构建筑佛光寺的故事，还提及他在战争岁月的坚持和“梁陈方案”对大同城市建设的影响，展现了梁思成先生的爱国情怀与求真精神。

本期，我们将继续深入推出大同市博物馆系列专题：

文物短史记那时风云，那些人

▲山西晚报2025年3月21日报道版面

时光回溯到1933年，在山西大同的土地上，迎来了一群与众不同的旅行者。他们登上高楼，却无暇欣赏窗外的美景；踏入庙宇，也无心向仙佛祈愿。相反，他们在楼台梁架之间匆匆穿梭，脸上时而流露出惋惜的神情，时而又带着庆幸的喜悦，时而发出惊叹的声音，时而陷入沉思的状态。

很显然，他们并非普通的游客。原来，他们是以梁思成、刘敦桢两位先生为首的中国营造学社古建筑调查组。而正是这一次的相遇，为梁思成先生与大同结下了跨越百年的深厚缘分。

01 中西合璧筑大匠

1901年，梁思成先生出生在日本。他的父亲是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梁启超先生。在父亲的悉心教导下，幼年的梁思成接受了系统而良好的传统教育，但他又不拘泥于旧学的束缚，拥有了一定的国际视野。

1924年，梁思成先生远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建筑学。在求学期间，他对建筑史领域表现出了极为浓厚的兴趣。此时，父亲寄赠给他的《营造法式》一书，更是如同指路明灯，坚定了他探索中国建筑史的志向。然而，这本书虽然记录了北宋时期建筑的营造方法，但其中使用了大量宋代建筑学术语，内容艰深晦涩。梁思成先生很难将书中的内容与他所学的西方建筑知识相对应起来。于是，他逐渐意识到，要想破译这部“天书”，就必须对中国古代建筑有直观、全面的了解。

1930年，梁思成先生加入了刚刚成立的古建筑研究机构——中国营造学社，并于次年起担任法式部主任，正式开启了他对中国建筑史的探索之旅。他从明清建筑入手，仔细研读了清代《工程做法则例》，还虚心地向参与过故宫修缮的工匠们请教。之后，他亲自实地测绘故宫等现存建筑，将实地测量的结果与文献记载进行反复比较。最终，他成功掌握了清代官式建筑的建造方法。这次经历，对梁思成先生后来的建筑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1933年梁思成先生在大同善化寺普贤阁测绘

02 雁北流火访辽金

当营造学社一行五人来到大同时，正值农历七月过半，暑气渐渐消退，一场迷蒙的秋雨更增添了一丝凉意。他们简单地安顿好行李后，便迫不及待地直奔城内的华严寺与善化寺，进行初步的考察。这两处辽金寺庙闻名海内外，是此次大同古建筑调查的重点目标。

▲1933年梁思成拍摄的应县木塔塔刹照片。

其实，早在营造学社抵达大同之前，日本学者就曾对这里进行过考察，相关资料也曾被广泛引用。但梁、刘两位建筑学家并没有盲目跟从日本学者的意见，而是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中，他们详细地讨论了古建筑材栔、斗拱、梁架、屋顶等方面的异同和渊源。结合《营造法式》等传统文献和既往调查资料，他们深入探讨了宋代、辽代、金代建筑的区别，以充足的证据和严谨的论断，修正了日本学者对古建筑的年代判断。

▲梁思成考察山西大同善化寺三圣殿

03 初见唐构逢世变

大同调查结束后，梁思成先生的考察足迹从北平周边进一步向外扩展，获得的建筑史资料也越来越丰富。然而，他心中始终有一个遗憾，那就是一直没有找到唐代木构建筑。早在1932年，梁思成先生发表的第一篇建筑史论文《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就足以看出他对这个问题关注已久。

正所谓“念念不忘，终有回响”。1937年6月，梁思成先生一行四人从北平出发，先抵达太原，然后一路向北来到五台山地区。他们没有进入台怀核心地段，而是沿着崎岖的道路走进了深山之中。最终，他们在豆村找到了他曾在敦煌壁画里看到过的佛光寺，这也确凿地证明了国内殿宇尚有唐构。多年的愿望一朝实现，梁思成先生的激动之情可想而知。他们深知此次远来不易，于是谨慎而周详地对这里进行了测绘与记录。

▲梁思成手稿（佛光寺东大殿）

随后，随着平津形势的不断恶化，梁思成一家被迫踏上了漫长的流亡之路。在最终抵达祖国西南的荒僻村庄后，贫病交加的梁思成先生仍然心系那些调查过的古建筑。在回顾发现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的经历时，他写下了“当时访胜所经，均来日敌寇所践大好河山，今已不堪回首”的悲伤词句。这种牵挂逐渐凝聚成了一种坚定的信念，那就是要熬到战争胜利的那一天，“重访我们旧日的足迹，看看日军的炮火毁掉了多少无可替代的珍宝”。

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即使在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战争岁月里，梁思成先生依然笔耕不辍，继续他的研究工作。同时，他开始考虑国家面临的战后重建等问题，研究兴趣也扩展到了城市规划领域，这也为后来的“梁陈方案”埋下了伏笔。

▲梁思成、陈占祥

《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

（史称“梁陈方案”） 1950年复制

到了21世纪初，大同面临着产业结构单一、人居环境差等一系列城市建设问题。在探索发展新路的过程中，“梁陈方案”走进了大同人的视野。基于文物保护与城市发展并重的建设思路，大同开始对古城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和修复，并且在御河东岸修建起了现代化的御东新区。这种做法有效地缓解了古城的人地矛盾，改善了居民与文物争土地的现象。短短数年间，大同的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以煤炭为核心的经济结构逐渐多元化，文旅产业也日益兴旺。

为了感谢梁思成先生对大同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如今在大同古城东门外，专门设立了一座梁思成纪念馆。梁思成先生与大同的故事，蕴含着这位建筑学家的爱国情怀与求真精神，就如同一座历经沧桑的古建筑，其中的某些部件或许早已修缮甚至替换，但它的结构却历久弥新，值得后来者怀着敬畏之心去探究、去思索。

斯人已逝，精神不朽；功勋卓著，敬意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