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年山林纠纷终结！从江“鼓楼议事”架起基层矛盾化解桥梁

黔东南州从江县贯洞镇归省村和宰门村长达16年的山林土地权属纠纷，通过“鼓楼议事”这一传统方式得以解决。同时还介绍了从江县借助“鼓楼议事”平台在基层治理、法律服务和法治宣传等方面取得的成效。

4月1日清晨，黔东南州从江县贯洞镇归省村依旧透着丝丝寒意。天刚亮，40多位村民便陆续来到了村里的鼓楼。他们围坐在温暖的火炉旁，一边搓着手，一边闲聊着家常。

这时，从江县司法局贯洞司法所所长严邦钊环顾了一下四周，清了清嗓子说道：“大家都到齐了吧？今天咱们就一起来好好聊聊困扰大家16年之久的山林土地权属纠纷问题。”

原来，这是一场正在火热进行的“鼓楼议事”会。

宰门村村民梁怀成率先打破了短暂的沉默，他皱着眉头，诚恳地说：“那我先来说说，咱这事儿都拖了好多年了，大家坐下一起好好商量个解决方案，可别因为这点事儿影响了我们两个村之间的邻里关系。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没必要闹得这么僵。”

归省村村民梁跃学紧接着附和道：“我赞同，这事让我们两村的村民多次发生言语冲突，实在是不好。大家都是一个地方的人，应该和和气气的。”

一时间，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整个议事的氛围逐渐热烈起来。严邦钊解释道：“村民议事的积极性源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这事拖延时间太长，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大家心里都憋了一口气；二是石场产生的经济效益划分不明确，导致两村的村民经常发生冲突，谁都觉得自己吃了亏。”

事情要追溯到2009年，当时从江县贯洞镇归省村同意从江县都柳江城投公司将县城建设项目土石，拖运至与宰门村交界的岩龙石场堆放，城投公司为此支付给归省村10万元管理费。

宰门村得知石场产生经济效益后，以岩龙石场界限划分问题为由，与归省村发生了山林土地权属纠纷。两村村民多次发生言语冲突，甚至还出现了肢体对抗的情况。当地政府虽曾出具处理意见，但未获宰门村认可，这起纠纷就这样持续了16年都没有得到解决。

为了帮助村民们解决这个棘手的难题，从江县贯洞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充分利用当地传统的“鼓楼议事”方式，组织村“两委”干部、驻村工作队，以及党员代表、妇女代表等齐聚鼓楼。他们广泛收集村民的意见，深入了解矛盾的根源。通过与多名归省村代表、宰门村代表进行深入的沟通交流，明确了双方诉求的焦点，依据法律分析问题的核心，找出解决问题的依据。同时，还同步向参会村民普及法律知识，缓和了两村村民之间的对立情绪。

在调解期间，调解员依据相关法规向两村代表详细阐述了其中的利害关系，结合“鼓楼议事”的成果耐心地进行劝解。最终，两村代表达成了和解意向，并签订了调解协议。严邦钊向村民们宣读了调解结果：“归省村将岩龙石场产业路左侧5.7791亩土地（以坐标图为准）划归宰门村，测量工作由从江县都柳江城投公司聘请专业测量公司承担，费用由城投公司支付；划归区域内旱地、林地归宰门村经营管理，砖棚等建筑由归省村处置，若宰门村有生产建设需要，归省村负责动员群众拆除，否则宰门村有权自行拆除，且无需承担损失；宰门村承诺不干涉归省村对划归土地的经营管理；城投公司租用归省村生产便道施工期间，归省村负责确保村民不干涉施工；协议生效后，两村村民不得再以任何理由阻碍城投公司正常作业，违反者将依法追究责任。”随后，调解结果在两村的公示栏上进行了公示。

严邦钊话音一落，两村村民们自发地鼓起掌来。至此，这场长达16年的纠纷终于得以妥善解决。

归省村村民梁艳娥感慨万千地说：“这些事其实大家坐下商量下就能解决了，前前后后拖了这么多年，借助‘鼓楼议事’这个平台，几天的工夫就顺利解决了。早知道这样，也不用受这么多年的困扰了。”

从江县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潘勇介绍，该县借助“鼓楼议事”平台，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通过面对面交流，能够及时有效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妥善化解基层矛盾纠纷。今年以来，通过“鼓楼议事”平台已经化解纠纷36件。

同时，从江县依托鼓楼群众较为集中这一优势，在开展“鼓楼议事”的基础上，积极打造“移动法律服务站”，建立了“群众点单、司法派单、法律顾问接单”的服务机制，组织法律工作者进驻鼓楼开展法律咨询。目前，已通过“鼓楼议事”解答群众法律咨询90余人次，指派律师受理法律援助案件17件，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

此外，从江县还针对少数民族群众语言文化特点，组建了由侗语、苗语、汉语三语普法骨干组成的特色宣讲队，依托村寨“鼓楼议事”平台，以“家常式普法 案例教学”模式，围绕未成年人保护、反电信诈骗、婚恋家庭纠纷等民生热点，开展法治宣传。今年以来，共开展鼓楼法治宣讲15场次，累计发放普法资料3000余份，覆盖群众1800余人次。通过民族语言翻译法条、身边案例演绎法规、互动问答开展法治宣传，实现了普法教育从“单向灌输”向“双向互动”的转变。

从江县贯洞镇归省村和宰门村长达16年的山林土地权属纠纷，通过“鼓楼议事”方式成功解决。同时介绍了从江县借助“鼓楼议事”平台在化解基层矛盾、提供法律服务和开展法治宣传等方面取得的成果，展现了当地在基层治理法治化进程中的积极探索与显著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