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聚焦韩国全国大学入学考试这一社会现象,深入剖析了学历主义在韩国社会的根源、影响,包括对年轻人身心造成的伤害、家庭在教育上的巨额投入、社会对人的物化等问题,同时指出政府减负措施的失败,最后呼吁韩国重新定义“成功”,给予年轻人多元化发展的机会。
据《日本时报》3月26日的文章报道,原题为《入学考试之战——韩国年轻人的压力锅》。在午夜时分的首尔街头,一片寂静,而有一间屋子却灯火通明。一名高中生正伏在桌上,眼神虽已疲惫不堪,布满了血丝,但神情却异常坚定。他正在为韩国全国大学入学考试全力冲刺,这场考试堪称他“人生的决定性时刻”。
这一年一度的高考,就像是一把命运的钥匙,决定着哪所高校会向他敞开大门。而这所高校,又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他未来的工作、收入,甚至是整个人生轨迹。在韩国,高考已不再仅仅是一场学术评估,它已然成为了一种社会仪式。考试期间,整个国家都会为考生们“让路”。公司会特意错开工作时间,施工队也会保持安静,就连飞机都会限制航线,只为给考生们创造最佳的考试条件。
学历主义在韩国有着深厚的根源,它始于战后经济发展时期。以三星和现代为代表的财阀在背后推动,使得高学历人士在劳动力市场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经济竞争日益加剧,这些大型企业更倾向于从精英名校招聘人才,这进一步提升了名校毕业证书的含金量。有数据显示,进入大型企业的韩国应届毕业生起薪是进入小公司同龄人的1.52倍,而在日本这一数字仅为1.13倍。
然而,学历主义带来的影响日趋严重。它不仅让韩国年轻人的工作生涯苦不堪言,也给他们的童年蒙上了一层阴影。非营利组织韩国儿童基金会2023年的一项调查表明,越来越多的韩国儿童和青少年感到“不快乐”,主要原因是睡眠不足和学习时间过长。同年,自杀的韩国学生达到了214人,创历史新高,是8年前的两倍多。在这些悲剧中,虽然心理健康、家庭环境和人际冲突等都是诱因,但学业压力仍是其中35桩悲剧的主要原因。
“韩国是一个不给第二次机会的国家”,这种“一锤子买卖”式的教育制度给年轻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高考就像是韩国社会金字塔的地基,能否进入顶尖大学会直接影响一个人的职业、婚姻和社会地位,这场竞争的激烈程度不亚于一场高风险的赌博。韩国历史最悠久的补习班的首席执行官透露,韩国家庭在补习班等私立教育上投入了巨额资金,几乎80%的学生都参加了补习班,有些家庭甚至愿意每月花400万韩元(约合2万元人民币)给孩子补课。
对高学历的偏执,让韩国人仿佛沦为了一张简单的证书清单。在韩国社会,通常用来形容商品的“规格”一词,被拿来对个人的学历、外貌、公司、财富等进行分类。人们不再根据内在品质看待他人,而是将人概念化为“行走的简历”,学术血统成了决定一个人主要价值的关键因素。这种语言上的物化,深刻地反映了韩国社会的现状,那就是痴迷于生产力和所谓“成功”,从而导致人们缺乏同理心。
韩国政府也曾多次尝试为年轻人减负,但大多适得其反。比如,当局禁止补习班在晚上10时以后上文化课,家长们就转而让孩子去上不受限制的体育课。政府还鼓励企业采用“盲盒”招聘法,结果也不尽如人意。有人质疑这种做法的公平性:“不能在简历上写明我千辛万苦考入的大学校名,这公平吗?”尽管韩国大学允许学生转学,但与日本不同,许多学生选择再次参加高考而非转学,希望能把之前院校的名字从教育记录中抹除。而这种做法实际上加剧了“学历内卷”,因为政策的频繁变更让家长们更加关注教育水平,“规格”似乎成了韩国人获得工作保障的唯一可靠途径。
对学习的极致追求,让韩国年轻人缺乏人际交往的机会,难以建立亲密关系。202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65%的19岁至34岁韩国年轻人根本没有约会过。经历过经济危机的韩国父母往往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只要收入稳定,就能拥有美好的婚姻生活。”但现实是残酷的,韩国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高达30%,年轻人的职业不稳定性是很自然的。这种世代创伤让困难不断累积,年轻人只能把希望寄托在高考成绩上,以此来确保自己的未来。
因此,韩国应该重新定义什么是“成功”,跳出学术和职业的狭隘视野。比如改革工作和招聘制度,摆脱学历主义,解决“年轻人工资太低”的问题。关键是要从“一锤定音”的社会转变为尊重多元化道路、给予第二次乃至多次机会的社会,重新找回在“成功”祭坛上牺牲的人类尊严。
本文深入剖析了韩国高考及学历主义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对年轻人身心健康的伤害、家庭的经济负担、社会的物化现象以及政府减负措施的困境等。指出韩国需要重新定义“成功”,打破学历主义的束缚,构建一个尊重多元化发展、给予年轻人更多机会的社会,以挽回在追求“成功”过程中失去的人类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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