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李慈铭日记背后的隐情与真相

本文围绕李慈铭的日记展开，讲述了民国年间其日记稿本辗转沪上后遭遮蔽、涂抹的情况，介绍了陈乃乾对日记的校补工作，以及李慈铭本人的一些日记内容和他与陈豪的交往信件，探讨了日记被删文字的原因，还提及早期传抄本对复原日记原貌的重要作用。

在民国的文化江湖中，有一位以“毒舌”闻名的人物，他便是李慈铭。民国时期，他的日记稿本几经流转来到沪上。当时，经营《越缦堂日记》石印出版的蔡元培和商务印书馆，还有藏家、读者，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对日记进行了遮蔽、涂抹。这种行为，不仅破坏了日记的完整性，还让李慈铭无端蒙上了隐没墨迹、惺惺作态的负面形象。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馆员张桂丽，在“谁动了李慈铭的日记”这组文章里，打算结合李氏日记稿本、抄本以及书信、诗文稿，通过时空坐标、人际网络以及李慈铭心态的变迁，来还原日记稿本中一些被删文字所处的历史场景。

民国三十二年（1943），《中华月报》第6卷第1期刊载了陈乃乾的《之□》一文。陈乃乾在文中称：“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民国九年蔡孑民先生从李氏后人那里商借，用原稿石印，随后便在海内广泛流传。只是其中有诋毁他人之处，常常涂抹掉人名。蔡孑民先生宅心忠厚，自然是想隐恶扬善。但读者因此百般推测，反而产生了更多误会。去年李氏原稿出售，我借来放在案头半个月，拿石印本进行勘对，凡是被涂抹的字，都进行了校补，现在摘录出来，供读者了解。李慈铭恃才傲物，他表达爱憎的言语，不能当作定论。要是能在日记中附上人名，那肯定比名字被埋没无闻要好得多。倘若他泉下有知，应该不会认为我多事。”

陈乃乾的这番话，代表了当时不少读者的心声。确实，李氏日记石印之后，因为多处被涂抹而遭到讽刺，“转滋误会”。鲁迅先生在1927年就曾抱怨道：“写了尚且涂去，该有许多不写的罢”“我觉得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却时时看到一些做作，仿佛受了欺骗。”（《鲁迅全集》第四卷《三闲集·怎么写》，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然而，这些遮掩、涂抹的行为，究竟是李慈铭本人瞻前顾后、欲说还羞，还是后人进行的再加工呢？

李氏日记对陈乃乾来说，有着不可言喻的魔力。他曾耗费大量心血，将《越缦堂日记》中零散的读书札记进行整理，按照经史子集四部辑成十二卷。他在1931年7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把我所辑的《越缦堂读书记》稿共九百卅七种卖给富晋，得到三百元。”（《陈乃乾日记》，陈乃乾著、虞坤林整理，中华书局，2018年，第45页）当时他阅读的是民国九年（1920）石印的《越缦堂日记》，案头摊开的这本日记，纸页间墨迹斑驳、涂改的痕迹纷杂，读起来每每让人触目惊心。机缘巧合之下，他从友人处借得一部待售的李氏日记稿本，两相对照时，忍不住做了一番索隐工作。最终，他补出石印本人名阙字二十余处，包括张广川、章嗣衡、罗嘉福、傅子蓴、周星誉、钟佩贤、胡梅卿、孙祖英、钮玉庚、王受豫、陈凤冈、全懋龄、王嘉谟、任棻、鲁元杰、吴宗峻、李雅斋、李国琇、李谦、何炳荣、李萼棠、李孝政、李孝莹，这些人大多是李氏的乡人或族人。

上文提到的李慈铭日记部分，有四行被墨涂。

这年三月，李慈铭参加会试，四月十一日放榜，日记记载：“当天公布红录，云门、紫泉都考中了，绍府一共中了五人，山阴有三人，分别是程仪洛、潘遹、俞麟振。庚午同榜只中了一个杭州人蒋某，我实在不忍直视。国家选拔人才到了这种地步，让我还和这些人竞争，还能说我有脸面吗？”（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民国石印本）而他的门人樊增祥高中进士，无疑加剧了他“腼然人面”的屈辱感。两天后，李慈铭从礼部拿到自己的考卷，发现被编修臧济臣点抹，他非常愤怒，痛骂道“鼠辈何足责哉”，心情糟糕透顶。

其实在前一年，李慈铭的戾气就很重。光绪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日记写道：“写了回复陈蓝洲的信，大约有数千字，都是论述近日官吏的危害以及励品守道的要点。不了解我的人以为我是激愤，了解我的人以为我是孤介，然而这实际上是中庸不变的道理。我自己规定了杜门七例：一是不回复外官，二是不结交翰林，三是不礼遇名士，四是不与富人交往，五是不认天下同年，六是不拜房荐科举之师，七是不参与婚寿庆贺。这些都是为了矫正世俗的偏差，挽救末流的过失。我所说的翰林名士，也只是指今日的馆阁庸才、江湖小人，按照我的性情对待他们，实际上并非过于偏激。恐怕蓝洲读了这封信，会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民国石印本）这里的“杜门七例”堪称极端的社交洁癖，也是李慈铭名士气质的绝佳注解。当时京官们都疲于应付这些社交琐事。

陈豪次年六月末的来信中，有不少规劝李慈铭和光同尘的话。当时正值放榜后几个月，很容易触动李慈铭敏感的神经。而且陈豪作为外官致赠六金，既违反了李慈铭“不答外官”的规定，他的规劝又触犯了“不交名士”的忌讳，这种双重越界必然引发李慈铭的反感。

他是否把陈豪的原信和六金退还，我们不得而知。只是到了后一年，光绪四年，他再次收到陈豪的信，九月初四的日记记载：“收到云门的信和陈蓝洲的信，蓝洲卸任房县代理县令后，也接到檄文去宜昌监厘局任职了。”此时他已不再恶语相向。光绪六年十月，陈豪又寄来十二两银子祝贺李慈铭考中进士，次月李慈铭回信说：

蓝洲仁兄同年足下：很久没有给您写信了，并非我故意疏远。志同道合、坚守操守的人，天下能有几个呢？况且我们在乡国交往，贫贱时相互体恤。如今远隔燕楚，浮沉于中外，我已年老，您也不再年少，难道会因为言语上的小节就导致关系破裂吗？实在是因为近年来我病得厉害，很少写信，又觉得自己没什么可以回报故人的，您不会埋怨我吧？

前年承蒙您赠送廉泉一流，这种赠礼不在于多，更何况您损自身清风，来关怀远方之人，对我的关爱已经很多了。今年朱子云来，又承蒙您寄来分俸，伯夷之粟，出自您手；言辞恳切，对我念念不忘。敬谢，敬谢。

想来您在应城为官，如同琴鹤相伴，和山居生活没什么不同，岁末事务清闲，治理政务也有很多闲暇。我三十年科举之路，才获得一第，没想到在晚年，还能追逐桃李般的春光。我历经挫折，老态龙钟，实在不能涂脂抹粉，跟着馆阁后生们登场作态。因此我极力请求仍归原官，这并非矫情，也不是玩世不恭。至于那些追逐名利的行为，实在是万不得已，我怎么会在此图捷径、争先机呢？外面的人议论我、嘲笑我，不了解我的人以为我是愤激，了解我的人以为我是恬淡退让，您看呢？

仲彝在家守孝，辛梅在吴中任县令，云门改任官职，竹篔出使长安，昔日的琴尊之侣，如今已无一人。松溪在庐陵，仲修在全椒，听说都因落寞而罢任，很久没有他们的消息了，我很挂念。倘若有机会传递书信，还望您不要吝惜消息。特此敬问您的起居。不多说了。弟慈铭顿首。十一月廿八日。

李慈铭致陈豪信札首页影印

李慈铭不仅在信中对老友分俸之事表示感谢，更坦诚地剖白了自己的内心。他自辩虽然言辞犀利，但并非绝情之人，并坦言自己甘愿做户部俗吏，是因为年老体衰、疾病缠身，难以胜任清要之职，所以拒绝进入翰林院。信的末尾，他还和陈豪分享了陶在铭、羊复礼、樊增祥、许景澄等朋友的近况，字里行间尽显真挚的情谊。

这封信被陈豪精心收藏，他的儿子陈叔通将其辑入《冬暄草堂师友笺存》。该书共收录了李慈铭同治七年至光绪八年间的信札三十九余通，这些信大多是交心之言，友情真挚，这是毫无疑问的。

李氏的日记本中多是率性之词，这则被删的日记，不过是他一时的激情之言，并无大碍，不知是谁擅自抹去。陈乃乾当时所能见到的李氏稿本日记，是民国九年（1920）石印《越缦堂日记》的底本。尽管这部分稿本现在藏于上海图书馆，但上面不仅有蔡元培签批“某处去某字”，还有多处墨涂。陈乃乾披露的被删文字，不禁让我们深思：这些被涂抹的文字，究竟是李氏自己为了粉饰而做，还是后人打着“为贤者讳”的名义擅自修改的呢？

所幸的是，李氏日记有孙咏裳、平步青、杨樾、王彦威等九种早期传抄本。这些避忌时政的抄本完整地保存了李氏对人物的尖锐评价，在现存稿本遭到系统性删改的情况下，它们恰好成为复原日记原貌的关键证据。

陈乃乾保存下来的这则李氏日记佚文，既为重建李氏日记文本原貌提供了证据，也揭示了稿本文献——尤其是近代日记——在流传过程中的文本破坏现象。近世学人常常以道德裁判者自居，对日记中不当、不雅的言辞任意删减，这种违背文献存真原则的篡改行为，不仅混淆了史料的真实面貌，还让作者本人遭受了不白之冤。

本文围绕李慈铭的日记展开，讲述了其日记在流传过程中被遮蔽、涂抹的情况，通过陈乃乾的校补工作和对相关日记、信件内容的分析，探讨了被删文字的原因，强调了早期传抄本对复原日记原貌的重要性，同时批判了近世学人违背文献存真原则的篡改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