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在书法临摹方面的独特风格，包括他在临写作品时对范本字样的改动，以及接触汉碑后对隶书篆书字形的见解等内容。
当我们欣赏王铎的临写作品时，看着作品旁边的诗文，是不是常常会感到一头雾水，难以读懂其中的深意呢？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固有观念里，临帖虽然很难做到与范本完全一致，但也应该尽可能地相似，追求形似与神似的统一。
然而，王铎在临摹的时候，却常常做出大胆的举动，甚至连范本的字样都会进行改动。这里所说的字样，指的是一个字的基本结构，也就是它的部首和搭配方式。就拿临摹《兰亭序》这件事来说，在1620至30年代期间，王铎留下了四件临作，这些珍贵的作品分别收藏于吉林、绍兴、东京与美国。每一件作品都蕴含着王铎独特的艺术理解和创作风格。
王铎 自作诗《远怀》《净业寺西洲》 258×52cm×2 1642年 故宫博物院藏
从1643年开始，王铎开始接触汉碑，这对他的书法理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乙瑛碑》的题跋中，他强调“隶法本篆，根矩宣王《石鼓》”。1644年，在避难的途中，他题《尹宙碑》“淳朴遒逸，篆法黎然”。这两则题跋都是针对隶书中的篆书字形而言的。实际上，隶书是从篆书演变而来的，它的结构有着一套严格的文字学上的规矩。而如今，有些人随意对隶书的字形进行变形，在王铎看来，这是非常荒唐的行为。
临王操之等帖 17cm×53cm 1650年 故宫博物院藏
正因为王铎有着这样独特的书法理念和对文字结构的深刻理解，所以在临摹时，他不惜对古人法帖的字样进行修改，以表达自己对书法艺术的独特见解和追求。
王铎 自作诗《舟中望黄鹤楼》315×48cm 1643年 广东省博物馆藏
本文围绕王铎的书法临摹展开，介绍了他临摹时对范本字样的改动，以及接触汉碑后对隶书篆书字形的看法，展现了王铎独特的书法理念和创新精神，他不拘泥于传统的临摹方式，敢于突破常规，为书法艺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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