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聚焦于纳粹德国时期人们的集体疯狂现象，深入探讨了纳粹统治下人性的黑暗面，以集中营中的残酷现实为例进行展现。同时，着重分析了二战后对纳粹相关罪行清算过程中存在的“选择性正义”问题，揭示了其中复杂的政治角力和社会心态。
在纳粹统治的阴霾之下，德国仿佛陷入了一片集体疯狂的漩涡。人们不禁要问，那些原本在日常生活中看似正常的人们，为何会如同被恶魔附身一般，暴露出内心深处的邪恶，与纳粹同流合污？
自二战结束以来，这些问题就如同沉重的谜团，被无数人反复探讨，也诞生了各种各样的答案。英国学者玛丽·弗尔布鲁克在她的研究中给出了独特的见解。她认为，“由国家背书的暴力彻底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轨迹，人们如同置身于汹涌的浪潮之中，被裹挟着，站在了纳粹风暴的此岸或彼岸。这里存在着一种独特的暴力形式：它并非是源自个人动机的孤立暴力行径，而是一种由上层发起、批准、授权，并且为下层民众所接受、执行，且在许多方面由其积极性所强化的集体暴力。更为可怕的是，这种暴力并非躲藏在遥远的角落，掩人耳目，它就赤裸裸地发生在每个人的生活之中，甚至就发生在第三帝国的核心地带，为众人所见证。”
她在《大清算：纳粹迫害的遗产与对正义的追寻》一书中进一步写道：“无论自愿与否，许多人真心实意地赞同一系列令人发指的做法。他们将无家可归的公民从德国社会排挤出去，斩断曾经珍贵的友谊，解雇或降级犹太同事，将犹太家庭医生换成所谓的‘雅利安医生’，用纳粹世界观的‘种族’观念将人类同胞重新分门别类，孤立从前的朋友、邻居和熟人，仅仅因为他们与自己不再是‘同类’。尽管并非每一个人都发自内心地狂热，但大多数人发现从众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因为这样好过冒险让自己成为暴力和排挤的目标，只要和群体在一起，无论是与群体共欢乐还是一同奚落他人，都会变得更加轻松……在现实中，虽然纳粹对于‘民族共同体’的愿景从未得到全面的实现，但是旁观者社会却逐渐形成。在这个社会里，人们愈发对整个系统的暴力和非人性置若罔闻，而正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所作所为，使得这个系统得以运作、得以维系。”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志愿者：一份来自波兰卧底的报告》中，我们看到了集中营里更为残酷的景象。所谓考波什，即Kapos，是集中营中因表现良好而担任监督员的犯人。他们的工作竟然是监督和折磨其他犯人，有些考波什甚至会在一天内杀死多名囚犯。然而，即便如此，这也并不足以确保他们自身的安全。阿甘本在《奥斯维辛的剩余》一书中认为，他们的残忍实际上体现了最为严酷的人性与道德困境。类似的道德困境在集中营里随处可见。比如囚犯会自发抓住并暴打逃跑者，因为如果有人逃跑，大家都会遭到惩罚。被关进地牢的人，会为了抢占门缝边的位置呼吸一点新鲜空气而互相拼命。当有人死去时，活着的人会偷偷割下尸体的肉来吃。
莱维也曾揭示集中营的另一面，他写道：“与那些理想化的传记和模式化的辞藻恰恰相反，压迫越残酷，被压迫者就会表现出越广泛的合作意愿”。在孤立无助、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许多囚犯成为了帮凶。他们会与看守妥协，争取各种工作。比如有一个“拔牙特别小队”，多半由牙医组成，他们会将死者的金牙一一拔掉，以供纳粹熔化提炼成金。掌管食品配给的囚犯也会利用特权，当有囚犯冒犯负责分汤的人时，一群犯人竟然会一拥而上将他的脑袋按在汤桶里活活溺死，以向掌勺者示好。
即使《大清算》里提及的那些坚强和抗争，往往也意味着“踩着别人的尸体活下来”。那些“拒绝放弃自己”的幸存战略，是让自己看起来更强壮，这可以让自己避免被集中营守卫盯上，因为后者会随时将身体虚弱者拉进毒气室。在死人身上寻找残余的贵重物品，用来与集中营守卫交换食物，也是一种生存之道，本质是与权力的合作。
1945年，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被解救的幸存者。有些幸存者会迅速适应集中营，这当然是一个堕落过程。书中提到一位几周后就已经认命并适应集中营生活的女性：“她对外部世界和其他囚犯的兴趣渐渐衰退。对可怕事件的反应渐渐变得木讷，恢复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这是一个逐渐麻木的过程。很快，死刑、行刑、鞭打，甚至残忍虐待的消息都只能引起微弱的恐惧反应，而且即便是微弱的恐惧，也在几分钟后就迅速消失了。然后谈话声和笑声再度响起，集中营的生活继续下去，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因为囚犯总会遭遇各种羞辱和痛苦，但无法以暴力回击纳粹守卫，所以往往会将怒火发泄到狱友身上。当部分囚犯成为守卫下属的“管理者”后（这并不能确保他们不会被赶进毒气室），不但会为自己谋取所谓的“福利”，还会模仿守卫的行为，对狱友进行各种压迫。
有人会认为这是为了生存，要想活下去，就必须放弃尊严甚至良知，但它毕竟说明了一个事实：最好的人早已死去。《大清算》对幸存者报以深切的同情，这当然是应有之心，但也不能漠视幸存者的暗面。
二战后清算的“选择性正义”
由于二战期间存在太多的模糊、妥协与合流，无论是施害者还是幸存者，在战后都陷入了沉默。这种沉默甚至被赋予了意识形态的意义，被视为“顾全大局”。
玛丽·弗尔布鲁克就写道：“1961年4月，一位新教教徒恩斯特·维尔姆对当时的讨论做过非常恰当的总结。他观察发现，许多人认为如果德国人承认他们的罪责，那么以色列要求的赔偿金就会更高。其他人则重复着流传甚广的自辩之辞：这不可能是真的，这都是敌人的宣传，没有人能够烧掉那么多尸体，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纽伦堡不过是胜利者的正义。或者他们会提出更为功利主义的说辞：如果我们无法否认它，我们至少不应该谈论它；为了全体人民，我们不应该老是提及一小批罪犯的错误行为；最重要的是，为了保护民族的荣誉，我们不应该把它告诉孩子们。最后，维尔姆写道，德国人民质疑，他们怎么可能知道犹太人遭到谋杀的事情，他们还声称，就算猜也猜不到；除此以外，他们还说，他们如何能够相信自己国家政府的人、自己民族中受到他们信任的人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与此同时，政治上的角力和妥协，也让清算标准变得不公正、国家赔偿被操控。最终，“绝大多数施暴者未被追究责任”。
在《大清算》中，玛丽·弗尔布鲁克展现了战后第三帝国衍生的三个国家（东德、西德和奥地利）对纳粹的反思以及审判。西德“区分了应当受到惩罚的所谓少数‘真正的罪犯’，以及不应该为纳粹统治下所谓轻微的错误行为而受到惩罚的大多数人”，使得大多数人脱离了不利处境。西德司法体系还通过大赦法案，使得许多参与纳粹行动的政府和军队人员免于法律制裁。这些曾经服务于纳粹的公务员和军人甚至有着一致的辩词：“党卫军才是真正的罪人，而他们自己只是参与到行政管理的事务当中”，结果“如果只是单纯地遵从纳粹制度，协助谋杀机器运转，则不构成犯罪行为。”
造成这一点的原因，是因为战后西德政府的工作人员多半是大赦后恢复公职的前纳粹政府工作人员，甚至不乏市长和法官。司法系统就在上世纪50年代实现“再纳粹化”，多达3/4的法官和律师都有在第三帝国工作的经历。他们参与了司法政策的制定，可以说是“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不但自己免于处罚，还维护了许多前纳粹人员。东德看似雷厉风行，实际上仅仅是基于意识形态的运动式清算，往往越过法律程序、无视证据，随意判刑，反而制造了不少冤案。而且对二战的清算仅仅在战后前十年进行，之后几乎完全停顿。至于奥地利，则始终以“希特勒最早的受害者”自居。
这种现象直至冷战末期才有所改变，但也不免反复。以奥地利为例，《大清算》中写道：“奥地利作为受害国的神话最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受到了挑战，不过这一挑战也产生了某些事与愿违的结果。在1985年至1986年的总统竞选中，曾经在1971年至1981年担任过联合国秘书长，此时成为总统候选人的库尔特·瓦尔德海姆被人挖出了战争时期的经历和纳粹党人的历史。这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关于奥地利人掩盖历史、与纳粹共谋的议题，不仅将瓦尔德海姆自己的过去置于舆论的聚光灯下，还暴露出许多其他人的劣迹。然而，奥地利国内对这一事件的反应则截然不同。相当多的大众媒体以及部分显要政客（包括瓦尔德海姆本人）都将这一反对他的事件诽谤成世界犹太人大会的阴谋。原来，重提历史、扰乱和平、污蔑奥地利士兵（毕竟按照奥地利的‘神话’，他们同样是希特勒的战争的受害者）受人敬重的战争履历的‘恶行’要怪罪到国际犹太‘游说团体’的头上。所以一方面，瓦尔德海姆事件在战后第一次激起了关于纳粹过去的公众辩论，另一方面，它又几乎立即被反犹主义所裹挟。”
正如玛丽·弗尔布鲁克所言，法律和赔偿层面的清算绝非全部，要让一代代人将这个教训挂在心上，唯一办法就是在记忆层面进行清算。记忆不同于法庭审判，后者会随着结案而结束，但前者却是对真相的持续探寻，对良知的坚持。只是，人类永远无法避免自己的片面和选择性遗忘，大清算也注定不会彻底完成。
本文深入剖析了纳粹德国时期人们的集体疯狂现象，揭示了纳粹统治下人性的黑暗面，尤其是集中营中囚犯的悲惨遭遇和复杂的人性困境。同时，详细阐述了二战后对纳粹罪行清算过程中存在的“选择性正义”问题，包括各国不同的清算方式及背后的政治因素。强调了记忆层面清算的重要性，指出由于人类的片面和选择性遗忘，大清算难以彻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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