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围绕清明节与中国戏曲的关联展开,介绍了多部以清明为背景的戏曲作品,阐述了这些作品如何体现清明节的文化内涵和人性光辉。
这是京剧《小放牛》的演出剧照。
清明,是一段万物初生的明媚时光。当人们度过了冬天的蛰伏,又经历了春耕的辛勤劳作后,便尽情享受着草长莺飞的自然之趣。在中国戏曲的宝库中,有不少作品以诗一般的语言和动人的唱腔,回应着清明节带给人们的这份舒适与愉悦。南北方众多曲种都有的歌舞小戏《小放牛》,讲述了牧童和村姑一同欣赏春光,互相逗趣并心生爱慕的生活片段。戏中的两个青春男女,一问一答,你唱我和,弥漫着浪漫天真的气息。就像京剧里所唱:“三月艳阳天,放牛到村边。野花红又艳,山草青又鲜,黄莺儿枝头叫,白鹅戏水间。今日风光好,山歌唱连天”。此景天人相谐、万物共生,人事物态都显得极其干净纯粹。世间的一切都遵循着自己的生命律动,张扬着无拘无束的生命意志。在戏中,牧童与村姑载歌载舞,还将众多民间知识融入其中。他们用通俗易懂的唱词,对唐代诗人杜牧脍炙人口的《清明》一诗进行了形象化的演绎。“牧童开言道,姑娘你是听:用手一指,东指西指,南指北指,过了这高坡,有几户人家,杨柳树上挂着一个大招牌,村姑你过来,你要买好酒在杏花村哪哈咿呀嗨”,这段唱词妙趣横生。舞台上的表达不再是文人诗歌中细雨纷纷、神情凄迷的惆怅,而是在人物手指目顾、你来我往之间,体现出“清明”贴合自然、顺应自然、张扬自然的节日之义。元人康进之创作的杂剧《梁山泊李逵负荆》,将故事背景设定在清明时节梁山例行的三日假期。李逵正打算踏青赏玩、买酒饱醉。清明时山水花树特有的温润舒爽之感,恰好与梁山带给李逵的心理感受相契合。因此,当他看到桃树上黄莺啖食花瓣的天然景象时,竟“绰起这桃花瓣儿”,细细打量。在自己“黑指头”之上,他不但看到了“恰便是粉衬的这胭脂透”,还为逝水飘花生起了惋惜之情。这样一个五大三粗的莽汉,透露出如此细腻甚至女性化的情思,以极大的艺术反差,为李逵这个形象填充进活泼的人性和纯粹的情感,也为剧中李逵被误导的主体情节,做了喜剧化的气质铺垫。清明节从自然节气转变为民俗节日,与寒食节、上巳节都产生了文化关联。特别是晋文公重耳火烧绵山的传说故事,不仅延续了上古时期禁火、改火等制度带给后世的集体文化记忆,还让介子推这个人物承载起后世儒家“忠孝”伦理观念,让扫墓、祭祖、插柳等仪式活动有了更加稳定的形象依托。从元代杂剧名作《晋文公火烧介子推》到近代依然流传的《焚绵山》等剧目,都能看到这种文化的绵延传承。元代以来,戏曲常常将清明节祭祖、上坟等民俗活动,作为塑造人物、推进剧情的重要桥段。在元杂剧《墙头马上》中,正是因为清明时节裴少俊替代父亲去上坟祭祖,才使得裴尚书在后花园发现了裴少俊和李千金的隐婚事实。南戏《杀狗记》第二十二出《孙荣奠墓》中,也是在清明时节,孙荣与哥哥贫富悬殊,他在双亲坟前哭诉自己的遭遇。在众多剧种演绎的《打侄上坟》中,陈大官因挥霍家财,落得乞讨为生,在清明祭祀父母之时,他极尽忏悔。在源出南戏故事的京剧《小上坟》中,萧素贞清明哭坟,痛诉自己独立支撑生活的不易,由此与回乡祭祖的刘禄景夫妻重逢。不少民间小戏同样借着清明祭祀亲人的背景,来表达孤独无助的悲苦情绪。这些作品通过清明祭扫的民俗活动,将中国慎终追远的家族观念融入其中。剧中人物不论身世贵贱,不论境遇落魄还是腾达,都展示着不忘祖宗、勿失亲情的伦理观、道德观。这种价值立场让清明节的文化内涵有了更加丰富的人性表达。春光烂漫的“清明”,也就有了浓淡深浅各异的感伤色彩。明代剧作家孟称舜创作的杂剧《桃花人面》,以唐人崔护《题都城南庄》“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为蓝本,用前后两年清明发生的故事,细腻地展示“春水无边,隔无端春梦远”的怅惘。这种细腻委婉的情感心理和人物故事,在陕西碗碗腔《金琬钗》中得到了更加复杂的渲染,其中的折子戏《桃园借水》至今脍炙人口。中国人共有的情感,让清明节有了极大的包容性,也让一个节日折射出丰富的人性光彩和生活内容。这正是我们保留这个节日,传承这些戏曲的最充分理由。
本文通过介绍《小放牛》《梁山泊李逵负荆》等多部与清明相关的戏曲作品,展现了清明节在戏曲中的多样呈现,包括对自然之趣的描绘、对人性情感的刻画以及对家族观念的表达。强调了清明节因戏曲而有了更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人性光辉,也说明了传承节日和戏曲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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