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崛起:在“内卷”与“躺平”之外寻生机

本文围绕《小县大城》一书展开,详细介绍了书中所研究的小县大城城镇化路径,包括其形成机制、实践创新,还阐述了县域在当下提供的新生活方式、发展载体及对理解城乡中国的重要意义,同时指出县域经济的现状和发展潜力。

县域崛起:在“内卷”与“躺平”之外寻生机

《小县大城》这部著作,凝聚了作者团队长达五年的实地调研心血。它系统且深入地剖析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种别具一格的城镇化路径——小县大城。所谓小县大城,指的是那些空间体量相对较小、发展曾较为滞后的地区,凭借独具特色的产业政策,成功开辟出一条高水平的发展道路。

此项研究以福建德化县等多个典型县域为切入点,全方位揭示了这一模式的形成机制与发展逻辑。并且,在以下两个关键维度上,对其实践创新进行了总结:

1. 政府与市场的“双轮驱动”机制

在小县大城模式里,政府通过精准的政策实施,发挥着积极的引导作用。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形成了高效的互动关系,二者携手共同推动基层发展实现转型升级。政府的精准施策如同为市场指明了方向,而市场的灵活运作又让资源得到更合理的分配,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成为基层发展的强大动力。

2. 地方特色的制度创新

在城乡一体化的宏观框架下,各个地方依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积极开展制度创新,努力探索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路径。通过这种方式,形成了一种既具有追赶发达地区效应,又不乏先行探索经验的城镇化新格局。不同地区结合自身的产业特色、人文环境等因素,制定出适合本地发展的制度,为城乡融合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这本书通过严谨的实证分析,生动地展示了地方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深度互动,也清晰地呈现了制度创新是如何孕育出新的社会活力的。该研究不仅为我们理解中国转型期的政治经济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也为地方政府、企业以及投资者把握基层发展机遇、应对区域竞争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

县域崛起:在“内卷”与“躺平”之外寻生机

《小县大城》由周立、罗建章著,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内文选读: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孔雀东南飞”一直是人口大迁徙的常态现象。大量人口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从北方奔向南方,从小县城涌入大城市。然而,近年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始迎来人口回流,就连一些曾经面临劳动力持续流失困境的小县城,也迎来了发展的反弹时刻。这些崛起的县域主要集中在我国中东部地区,比如东南沿海的福建德化县、闽侯县,广东揭阳普宁市、茂名高州市,以及中西部的四川成都邛崃市等。这些县域的共同特点是具备明显的产业优势和较大的市场规模。得益于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国内大循环格局的逐步形成,县域为人们的生活方式、职业发展以及生活品质提供了全新的选择。

在“内卷”和“躺平”之间提供了第三种生活方式

其一,县域在“内卷”和“躺平”之间提供了第三种生活方式。大城市虽然拥有更多的发展机遇,但背后也伴随着更大的竞争和压力。随着人们对“内卷”现象的深入反思,“躺平”一度成为社会上的热门词汇。当人们处于“卷又卷不赢、躺又躺不平”的尴尬境地时,县域的“慢生活”状态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选择。这种生活方式让青年奋斗者在追求事业的同时,还能够抽出时间回归家庭和社区,尽情享受小县城的宁静与和谐。与大城市的激烈竞争和高压环境相比,县域的生活更加强调平衡、简单和舒适,更加注重内心的平静和生活品质的提升。

其二,县域为“业随人走”提供了新载体。从古至今,“人随业走”一直是产业发展和城市集聚的核心要素。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产业衍生出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消费模式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产业的链接和转移。而具有成本和空间优势的县域,成为了承载这些新业态的理想载体。近年来,大城市中兴起的本地零售、直播电商等新经济模式,迅速在广大县城得到复制;过去只能在大城市体验到的剧本杀、猫咪咖啡馆、围炉煮茶、新式烘焙店等消费场景,如今在县城也已经随处可见。

其三,县域为提高生活品质提供了新选择。虽然“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在未来仍然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但“乡村让城市更向往”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新的追求。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已经超过四亿人,他们有着在乡村生活中“洗胃”“洗肺”“洗眼”“洗心”,享受乡村的慢食、慢村、慢生活,在乡村养老、养生的“四洗三慢两养”新需求。不过,人们也常常会调侃“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农村道路滑,人心更复杂”。随着新基建的大力开展和乡村的全面振兴,县域作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重要纽带,逐渐成为人们追求高品质生活的新选择。在市民下乡和青年返乡的热潮中,出现了城里人“我在村里有亩田”“我在山上有棵树”等新鲜现象。

由此可见,县域是一个既适宜居住又适宜创业的理想选择。国内许多县域近年来实现了人口和产业的快速集聚,形成了众多“小县域、大城关”的发展样态。这些县域正逐渐从一个普通的小县城转变为能够集聚县域内大部分人口并让他们安居乐业的重要载体。

县域:连接城乡,理解城乡中国的窗口

乡土中国这一概念,是费孝通先生对20世纪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类型学阐述。尽管到现在,乡土中国的部分痕迹在乡土社会中仍然可以察觉,但随着城市和乡村社会经济的不断变迁,乡土中国的基本内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城乡中国的时代背景正日益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

在城乡中国时代,人们的关注点往往集中在城市或者乡村,而处于城与乡之间的县域却被很多人忽视了。城乡二元结构由来已久,随着城乡中国时代的到来,乡村全面振兴和城市更新的进程不断加快,但城乡二元结构在当前并没有直接转变为一元结构。相反,随着县域经济的崛起,逐渐形成了一种三元结构的形态。

中国在早期乡镇工业化时期,曾经出现过由农业经济部门、农村工业经济部门和城市工业经济部门共同组成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三元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县域作为城市与乡村的联结点,逐渐成为我们理解城乡中国的重要窗口。

自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来,县域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一直在36% – 38%之间徘徊,始终难以突破40%的大关。这与县域人口规模占全国人口比重为52.5%的地位极不匹配。同时,在县级行政区中,县域年度生产总值的差异非常大。例如,千亿县仅占2%,县域年度生产总值突破500亿元的县级行政区仅占8%,突破百亿元大关的百亿县占比为62%,仍有38%的县级行政区的年度生产总值低于100亿元。由此可以看出,县域经济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潜在贡献空间非常大。对于小县城来说,能否抓住当前要素加速流动的城乡中国契机,将是下一步县域城镇化深入推进的关键所在。

中国历经40年的城镇化浪潮,主要通过农业人口到城市落户和到城镇落户这两种方式实现农业人口的非农化转移。目前,大城市已经趋近饱和,甚至出现了逆城市化的趋势,而小县城却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县城作为“城尾乡头”,正迎来新一轮的人口增长,未来县域城镇化仍然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本文围绕《小县大城》展开,介绍了小县大城城镇化路径的模式与创新,阐述了县域在生活方式、产业承载和生活品质等方面的新优势,同时分析了县域在城乡中国格局中的地位和经济现状,指出县域城镇化有较大潜力,抓住城乡要素流动契机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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