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长沙中考新政：“拼爹”优待冲击教育公平？ 长沙中考优待政策遭质疑，教育公平之路在何方？

本文围绕长沙公布的中考新政中“规范政策性优待项目”展开，探讨了高层次人才子女享受教育优待政策引发的广泛争议，分析了政策背景、公众质疑点以及该政策对教育公平的影响，并呼吁中考回归其根本任务。

图片由豆包AI生成 提示词：中考

日前，长沙发布了中考新政，其中“规范政策性优待项目”这一举措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根据长沙公布的中考改革实施办法，从2025年开始，高层次人才子女享受的教育优待将实行单列，不会纳入统招计划。此政策一经公布，舆论便一片哗然，众多人对该政策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甚至有人抨击这一政策对中考公平公正原则造成了冲击，还将其戏称为“拼爹”现象。

依据长沙市人民政府官网在2021年发布的《长沙市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目录》，长沙市的高层次人才被划分为A类、B类、C类、D类四个层次。其中，A类是“国际顶尖人才”，像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等都在此列；B类为“国家级领军人才”，包含“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等；C类被称作“省市级领军人才”，像“芙蓉学者”特聘教授、全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获得者等都属于此类；D类则是“高级人才”，包括重点产业领域连续两年以上年度应纳税工资薪金40万元以上的人才等。

实际上，在中考政策中对高层次人才子女给予优待的并非只有长沙一个地方，很多地区的中考政策里都有类似规定。然而，长沙这次的政策却引起了公众的强烈不满，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D类高层次人才上。当地3月公示的最新一批认定的高层次人才共有94人，其中B类有1人，C类有12人，D类多达81人。尽管长沙市教育局随后回应称，只有A、B、C三类高层次人才子女能够享受单列的优待政策，而且不会占用统招名额，不会挤压普通考生的录取机会，高层次人才子女同样需要参加中考，试卷也与普通考生相同，最终录取时会结合成绩和政策进行相应安排，但这样的回应依然未能消除公众的疑虑，也难以证明该政策的合理性。

一位长期从事招生考试管理工作的业内人士表示，中高考就如同一根晾衣服的杆子，各行各业都想把自己的“衣服”挂上去，试图通过中高考加分来推动自身相关工作或者进行针对性的利益投放。在过去的很多年里，高考加分政策就出现了这样的异化现象，因此在一片反对声中，诸如二级运动员、少数民族身份等不合理的加分政策基本被清理，仅保留了军烈属子女照顾等极少数项目，这也成为近10年高考改革的重大成就之一。

高考加分政策的清理其实已经给中考敲响了警钟。但由于中考地方自主权过大，它更容易沦为利益博弈的工具，这种现象在中考中比高考更为突出。高考的主要政策是由国家制定的，而中考则完全由地方决定，其权力下放到了地市（州）一级。于是，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完成自己的KPI考核，将各种社会经济与治理指标和中考挂钩。可以推测，此次长沙中考的优待政策，大概率并非长沙教育部门的本意，更有可能是长沙市其他重要权力部门的想法，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吸引人才，搞活、搞强地方经济，也就是想用升学考试来调整社会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

中高考在中国有着极其重要且独特的意义。作为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通道，中高考是社会公平的起点，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标志。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推进，家长对孩子教育越发重视，高考的竞争也提前到了中考阶段，中考受到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2023年西安就曾因为“中考移民”事件引起了轩然大波。

中高考最大的现实意义之一就是实现了社会阶层的自由流动，打破了阶层固化，这是我国招生制度的优势所在，也是公众高度关注这一制度公平公正的核心原因。对特定人群子女的照顾，尤其是赤裸裸地设置单列通道，显然破坏了这一制度最重要的支点，带来了阶层固化的危险。在长沙市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分类中，C类人才包括重点产业领域连续两年以上年度应纳税工资薪金80万元以上的人才，这实际上让金钱成为了支配优质教育资源的重要因素，明显损害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这也是我国教育治理坚决反对的：决不能让钱成为获取教育资源的决定性因素，更不能出现“拼爹”现象。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长沙的这一政策是合理的，那么与中考性质类似的高考是否也可以推行这样的政策呢？我们能够接受吗？我们并不反对各地政府出台吸引高层次人才的各种政策，这是他们的权利，但这些政策绝不应该和中考挂钩，也绝不能把各种社会治理的诉求与中考联系在一起。

中考应该像高考一样，回归其根本任务，回归初心，摆脱那些它承担不了的社会责任。

本文围绕长沙中考新政中高层次人才子女优待政策展开，指出该政策引发广泛争议，分析了政策背景、争议焦点及对教育公平的影响。强调中高考作为社会公平起点和阶层流动通道的重要意义，呼吁中考回归本质，避免成为利益博弈工具和社会治理诉求的载体，以维护教育公平和社会正义。